《伦敦新闻画报》里的晚清史 – 国学网-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官网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中国人:1842—1912》,张建斌编著,现代教育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98.00元
近二三十年来,作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一大变化和进步,我们整理出版了一大批由当时在华西人摄影或创作、反映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图像资料。相比之下,存在“三多三少”现象:以历史老照片居多,画像所占比例不大;以问世于民国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作品居多,涉及晚清较少;多为以揭秘自炫、以独家图片吸引读者的书籍,以大历史观和正确历史观进行深度解读的书籍较少。因此,读张建斌编著《〈伦敦新闻画报〉中的中国人:1842—1912》,不禁感到眼睛一亮。
《伦敦新闻画报》创刊于1842年,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片新闻为主要特色、极具影响的周刊。有别于多数西人以猎奇心理随景拍摄照片,该画报图文并茂,图像为记者现场素描,配合文字进行新闻报道,除同样具有真实、直观的特性外,还具体反映了记者及该刊的对华倾向、态度,具有思想性。1842年至1912年七十年间,该画报合计刊行3696期,其中“中国”(china)一词在文字报道中出现15261次(高于对俄、德、日等国的报道),画像多达千余张。这七十年几乎与晚清历史重叠,张建斌一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图像二百余幅,以解析该画报所“塑造”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揭示图像背后的历史意蕴。
全书计5章,第一章“时代变局下的统治者”、第二章“影响国运的权臣大吏”,分别编选关于晚清君、臣的相关报道;第三章“外患内乱下的九州”以战争为主线记述晚清重大事件,展示了一些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第四章“山河破碎的人间万象”主要聚焦社会层面,反映动荡年代的众生百态及社会断面;第五章“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以小见大,通过西人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报道,反映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及晚清中国的演变。全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物从君主、权臣到普通民众,5章是一个整体,前后呼应、连贯,勾勒出晚清史的基本线索和特征,避免了内容的“碎片化”和条块分割。
《伦敦新闻画报》的报道出于西人笔下,西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隔膜、报道采访客观存在的难度,导致其报道不免掺杂道听途说和臆想成分,存在史实错误。譬如,画报1908年的报道说光绪帝不到30岁就去世、传位9岁的溥仪(20页),实际上光绪帝38岁去世、溥仪3岁继位;又说两广总督叶名琛处决了在广州“作乱”的太平军十几万人(38页),事实上,举兵围攻广州的是天地会武装,自称“洪兵”或“红兵”,今人称之为“红巾军”。编者逐一订正了此类错误。全书涉及内容甚广,编者在解读时,参阅了大量包括清宫档案在内的原始文献,参考了相关研究著述,叙述准确,文字简练。书中加了不少注释,并择要开列了反映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相关著述及资料汇编,约有百余部(篇),增强了该书的权威性。譬如,关于1857年发生在香港的“毒面包案”,编者结合图像,指出裕盛办馆是当时香港唯一供应西式面包的办馆,并解释了“办馆”一词的特定含义。
该书所选取的不少报道和图像具有重要价值,丰富、深化了我们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例如,1843年3月3日,装载鸦片战争中国赔款、计20余吨中国银锭的5辆马车,在英国士兵押送下,从南安普敦火车站送至英国铸币厂,将被重新铸造;插图中的两位中国官员则是负责移交赔款的专使(30页)。这一幕令人嘘唏不已。再如,1859年,该画报特约画家兼记者私自走访我国台湾岛西南海岸,赞叹“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山脉连绵,古树葱茏,民人淳朴友善。他受到当地官民款待,品尝了蘸糖凤梨,喝茶、嚼槟榔,虽不懂闽南方言,用纸笔一样沟通,不由得感叹“因为整个帝国使用统一的汉字”(162页)。
该画报对中国的报道是多元的,其中不乏相对正面的报道。譬如,谈到已故前驻英公使曾纪泽,对其赞誉有加,认为他是“杰出的中国政治家和外交家”,“才华卓著、赫赫有功”(54页)。再如,称赞1851年在伦敦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的一个中国家庭的表现,内云:“这一家庭组合真是可嘉可赞,容貌装扮鲜明而独特,凸显出一个中国家庭的原生风貌。他们的言行举止表露出谦恭和亲和,十分得体。这一家人一团和气,相互照应,这给观众留下了美好印象。”(192页)1859年,该画报画家在香港周边海湾的山区旅行,在村民家用餐,中国人友善、好客的一面给其留下深刻印象。据载,“在这些村庄里一派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氛围。每个人都悠然地抽着烟、喝着茶”(213页)。
谈到战争,该画报承认中国军队有英勇的一面。譬如,记述1842年4月清军在宁波抵御英军,一次阵亡六七百人,“他们的战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75页)。关于西方列强侵华造成的劫难,该画报也有报道。譬如,1858年8月14日的一篇配图报道标题为“一场野蛮的劫掠后的广州闹市”,描述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城造成的荒凉场景(86—87页)。画报还从入侵者视角记述了广州军民抗击联军的行动,并转引一位英国士兵的家书,讲述军营日益弥漫的厌战情绪:不分昼夜、无休止的战斗使人“感到疲惫不堪”,心生“厌恶和疲惫”,内心祈求和伤员一样,下次写信时“同样在回家路上”(80—81页)。
不言而喻,该画报是英国喉舌,其主旨是为英国政府的侵华政策辩解,以获取本国舆论支持,所持历史观本质上是错误的,虽有极少持平之论,但总体上充斥着居高临下心态、狭隘偏见和蛮横。在他们笔下,中国社会专制愚昧,似一潭死水;中国人拖辫子、吸鸦片、女子裹小脚,暮气沉沉。譬如,据报道,1857年春从锡兰开往香港的客轮头等舱乘客中有一中国人,用西餐、有派头,但无人理会,“待他比狗还差,因为他是中国人,而英国人正在广州开战”(143页)。该画报“西方中心论”观点俯拾即是,宣称“蒸汽船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商品,还有人、思想、机器以及与现代文明有关的一切”(11页),妄言只有西方文明才能拯救落后的东方世界,其潜台词是中国理应成为西方附庸;动辄强词夺理颠倒黑白,大肆渲染中国人如何“野蛮杀戮”外国人,以争取西方世界的舆论支持,为侵华战争的“正义性”寻找理由。
该书编者在“导言”郑重提醒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要抱着审视的目光看待这些图像,图像的内涵与图像本身同样值得深思。”编者在正文中不时就此加以剖析,言简意赅直指要害。例如,画报记述1858年一名被俘的英军士兵获释归来,自称“好吃好喝,未受虐待”,认为这“说明当地中国人已懂得‘文明战争’的性质”。编者分析说:“英国人将自己发动的入侵他国的战争称为‘文明战争’,这恐怕只能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逻辑了。”(87页)再如,该画报报道《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一事,大言不惭地认为这“不仅是结束数月的流血与苦难,而且很可能引领这个独特而美好的帝国的未来进入更光明的时期”。编者一针见血指出:“英、法、俄、美等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这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带给中国的绝不是光明,而是更苦难的黑暗!”(41页)又如,该画报1857年将英国驻华公使约翰·包令描述为“中国的朋友和爱好和平的人”,其坚持对华动武开战是“不情愿的”,是“被迫采取艰难而特殊的立场”。编者反驳道:“事实上武力威吓与胁迫自始至终是英国在中国攫取利益的必选手段。”(83页)
总之,《〈伦敦新闻画报〉中的中国人:1842—1912》一书具有独特价值。借此回首110年前的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树立正确历史观、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大有裨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