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与诗家:《史记》的一体两面 – 国学网-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官网
《史记》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而“传”是解经的“经学文体”的重要形式,这一形式为了让读者对史实和义理的理解更加“深切著明”,因此,会把史实的考索、义理的阐释、辞章的敷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史记》有意复制经传文体的书写策略,因此,虽然是“通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在描述《史记》在历史与文学领域的双重影响。
客观地说,当初司马迁却并非有意为今日之“文学”,也并非“为史而作史”,司马迁有更高的追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陈述他的书写目的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报任安书》中又明确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司马氏世典周史”,有着深深的史官使命感。司马迁《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以孔子为法,继承《春秋》之意,探索天人际遇与古今之变,能成一家之言。同时这也就使《史记》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具有了史学、文学等多重影响。《史记》成书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其史学性、文学性在历朝历代不断受到关注。现在,《史记》成为史学经典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楚,而其文学发展历程则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这一探索不仅对于了解《史记》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而且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学术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却是一项庞杂的工程。张新科教授不惮其烦,著成《〈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可谓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
《史记》能够成为文学经典,本质上是由其文学特性决定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孔子言:“《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正所谓“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司马迁以孔子为效法对象,必然会对文辞极为看重,也必然会广泛学习前代经典,注重《史记》的文学表达。显然,司马迁做到了这一点。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所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又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中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这些都说明了《史记》所具有的文学特性及其价值。
在今天看来,由于《史记》本身性质的复杂性,即《史记》既是继承经学的,又是史学的、文学的,这就使得《史记》的文学经典化之路变得复杂而又漫长。如果要清晰地描述这一过程,不仅要涉及到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等各方面,而且还要关注到普通读者阅读欣赏《史记》的“审美效果史”、文学评论家对《史记》的“意义阐释史”、文学家对《史记》学习而进行创作的“经典影响史”等基本层次。张新科教授明确指出:“《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就是读者对《史记》文学特征、文学价值逐步认识的过程,这从汉魏六朝时期就已经起步,到了唐代由于古文运动等原因确立了《史记》的文学地位,宋元时期《史记》文学地位进一步加强,明清时期则更加巩固。”并且认为《史记》的文学特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鲜明的思想性,即深刻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典型化、个性化;深入人物内心,把握人物整个灵魂,适当进行合理想象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具有美感效应。”《〈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包括《史记》对前代文学经典的接受、汉魏六朝文学经典化的起步、唐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宋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元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新变、明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进一步巩固、清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峰期、近现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加强、当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新时代、海外《史记》文学研究对经典建构的作用等十章,内容脉络分明,可以说已基本上将《史记》经典化的过程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精彩论述随处可见。
司马迁作《史记》是建立在史实记录基础上的,所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是对于具有传奇性色彩的人物、事件,尤其是那些“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还是给予了特别关照。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为了刻画这些非常之人的丰满形象及其特异事迹,司马迁难免对一些残缺事件进行了合理的假设与想象,因而也就给《史记》蒙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扬雄《法言·君子》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司马迁当然也“爱义”,但被认为与孔子的“多爱”不同,似乎“爱奇”超越了“爱义”,谯周说司马迁“爱奇之甚”,刘勰说司马迁“爱奇反经之尤”。对于这种“爱奇”倾向,张新科教授则认为:“奇人奇才,给《史记》增添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使《史记》成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珍品。”并分析说:“就司马迁来说,他也是一个奇人,身负奇耻大辱,仍然发愤著书,顽强不屈。时代毁灭了他,也玉成了他,使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奇迹般的贡献。正是由于自己也是个奇人,所以,对那些奇人奇才也就特别看重,这是司马迁的审美观产生的最主要的土壤。”这显然能够加深人们对《史记》爱奇倾向的认识。张新科教授认为,司马迁的爱奇倾向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并且指出了二者的不同:“屈赋的浪漫色彩是深深扎根于现实,《史记》则是在现实内容的基础上增添几分浪漫色彩。这种爱奇倾向,并非虚无缥缈,超脱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张新科教授明确指出,唐代正式奠定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并且特别强调了古文运动的作用。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呈衰弱之势,韩愈面对当时的形式,借提倡古文以复兴儒学,他“所敬者,司马迁、扬雄”。同时的柳宗元也推崇文章应当“峻如马迁”,“参之太史以著其洁”。于是古文大家的提倡使得《史记》成为了文章家学习的榜样。对此,张新科教授说:“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前所未有的认识和开发,这是《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因素。”“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对《史记》的学习主要表现在人物传记的类型、文章的章法结构、创作风格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古文家逐渐将《史记》建构为文学经典。”从《史记》的经典化历程来看,唐以前重视《史记》,主要还是从史学角度来着眼的,而古文运动向《史记》学习,则着重突出了《史记》的辞章之美,把人们的目光由史学正式转移到了今日之“文学”。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有形式,内容主要是对史籍、散文、诗、词、小说等进行评点。在明代,作为史传文学的代表,产生了大量针对《史记》的评点作品。如杨慎的《史记题评》、钟惺的《钟伯敬评史记》、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等。同时也出现了汇集众家评论于一编的凌稚隆的《史记评林》等。此时,通过评点,《史记》的文学性被最大程度展现了出来。如明代茅坤在《茅鹿门集》卷三说:“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 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句字之激射者也。”面对这一现象,张新科教授指出:“评点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评点之于《史记》文本,具有解密的作用。《史记》作品,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评点者独具慧眼,挖掘宝藏,扩大了文本的内涵。”“《史记》评点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词语,既促进了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史记》作品的广泛传播。这些理论词语如‘风神’‘精神’‘神理’‘境界’‘雄奇’‘疏宕’‘悠远’‘古劲’‘幽窅’‘闳深’‘壮丽’等,都为后代的古文理论家提供了借鉴。”这些分析与论断简明扼要,无论从文学理论角度还是文学史的角度都能够加深人们对《史记》辞章特性的认识。
张新科教授是《史记》研究大家,有多种《史记》研究著作问世,如《史记研究史略》《史记与中国文学》《史记学概论》等,这部新著比之过去的著作,更是具有集大成和里程碑的意义。在这本书中,张新科教授立足于整个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下来对《史记》的文学经典化路程进行梳理,他特别注意到,“《史记》的文学特性是建立在历史特性之上的”,强调“研究《史记》的文学特征时,必须将历史学家的眼光与文学家的眼光结合起来”。如唐代重视修史,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奠定的重要时期,“从唐代的文化背景来看,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备受尊崇。由于《史记》史学地位的提高,带动了它的文学地位的提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可以说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又如为何会在清代出现《史记》文学阐释的高潮,作者分析说:“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来看,统治者为了加强修史工作,钦定前代的二十四部史书为正史,《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放在史部最前面。这种做法,虽是着眼于历史,但同样对《史记》文学地位的巩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使《史记》在更广的范围得以传播。”“从清代学术背景来看,由于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文人学者只好埋头于古籍之中,以免遭祸,于是,考证、细读点评《史记》蔚然成风。”“另外,清代印刷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这些概括与论述显然是切合时代背景的,也是能够令人信服的。
张新科教授的这部著作既是在对《史记》的文学经典化之路进行梳理,也是在对《史记》的文学风貌进行还原。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型,逐渐构筑起分科视野下的学术体系,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开始有了新的文学观念与新的发展。但是这种构筑是在西方的学术话语背景下进行的,难免带上一些水土不服的色彩。目前我们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对文学有进一步的研究,就需要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切实的了解,需要梳理与还原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其实,在西方文学观念与分科理念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文学就一直存在着,并且很好地发展着,具有自己的发展路向与特点。在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史记》显然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张新科教授的这部《〈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乃至可以起到示范的作用。
(作者单位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