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与中国现代“龙学”的创建 – 国学网-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官网
摘要:清代末年,章太炎在日本为中国留学生讲授《文心雕龙》,为中国现代“龙学”的诞生,撒下了“种子”。弟子黄侃、朱蓬仙和刘师培等人,相继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心雕龙学”,即“龙学”。围绕现代“龙学”的诞生,及其前前后后发生的故事告诉我们,现代“龙学”的创建,也经历了前赴后继。其标志性的成果,主要是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这三部专著,既有理论阐述,也有校勘和注释,既包括了“龙学”的内涵,也涉及到了“龙学”的外延,走出了古典“龙学”的窠臼。根据新出现的资料,对前辈和时贤往昔的提法进行了梳理和订补。同时,在对标志性成果的赞扬声中,添加了几句异样的评语。
关键词:章太炎 黄侃 文心雕龙学 刘咸炘 范文澜
山东莒县刘勰文心雕龙研究所(27659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17zda253)阶段性成果之一。
我在拙著《刘勰志》中,谈及民国时期的“龙学”时,曾经提到黄侃受其师章太炎的影响,与刘师培等人,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并在讲义的基础上,形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标志着现代“龙学”的诞生。但是囿于当时资料的限制,语焉不详。近年来,随着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时,学生的笔记被发现并影印出版,以及相关人物当年的日记也陆续出版发行,“龙学”界朋友们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够精确的地方也显示出来了,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有必要对往昔的提法和结论,以及前前后后的故事,重新梳理和订补,以就教于同道大雅。
我曾经把中国的“龙学”即“文心雕龙学”分为古典“龙学”和现代“龙学”,主张黄叔琳先生的《文心雕龙辑注》为古典“龙学”的集大成,黄叔琳也就成了古典“龙学”的终结者。那么怎样看待现代“龙学”的产生和发展呢?这是“龙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同仁中也有不少论及者,但是,我感觉还不够,尤其是忽略了章太炎先生对现代“龙学”的作用。我认为,现代“龙学”的播种者是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成果,没有写成专门的著作流传下来,多亏他的学生把他的讲课记录留存世间一部分,使得我们能够看到章先生的部分观点,他的这部分“龙学”成果,虽然不显眼,却是火种,可以燎原;具有酵母的能量,可以发酵,成为现代“龙学”的种子。
(一)章太炎其人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仰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是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家。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评价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而流亡日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再次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组建光复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狱后,赴日本避难,并参加同盟会,受孙中山委托,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了共和,不惧牺牲,登门与袁世凯抗争。被袁世凯禁锢北京,袁世凯死后被释放,一生为反清,数次被捕入狱。晚年愤恨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从1917年开始,革命热情逐渐淡漠,在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关于章太炎对民主革命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关于其学术成就,也有其宏富的论著为证,而容二者于一身成为“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汤炳正语),确是近代史上第一人。为了保种而主张国学传薪,病重至晚期,仍然坚持讲课。据王基乾《忆余杭先生》记载:“先生病发逾月,卒前数日,虽喘甚不食,犹执卷临坛,勉为讲论。夫人止之,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1)
(二)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时间问题
黄霖先生编的《文心雕龙汇评》一书的后面有一附录,内中刊载了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的记录稿两种:第一种题目是《文心雕龙札记》,署名章太炎讲授。可惜这个记录稿只记录了《文心雕龙》第一至第八篇,这个听课记录是毛笔记录稿,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官网首页有如下文字:“钱东涔记;璅录(即杂货店也);文心雕龙札记;稿本。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官网首页背面题“蓝本五人:钱东潜、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张卓身”。钱东潜、钱东涔为钱玄同别名。内页记录《文心雕龙》第一至第八篇听课记录,字迹潦草,时有涂抹。第二种为钢笔记录稿,字迹工整,颇有简帛味道,不著记录人。题目是《文学定谊诠国学讲习会略说》,署名章太炎讲授;这个听课记录稿,只是从《原道》第一至《论说》第十八止,后面有一页内容和时间进度表:计划分五次讲完全书:第一次开讲是三月十一日,内容是一至八篇,第二次是三月十八日,内容是九至十八篇,第三次是三月二十五日,内容是十九至二十九篇,第四次是四月初一,内容是三十至三十八篇,第五次是四月初八日,内容是三十九至五十(完)。听讲人共六人,分别是:潜(钱东潜)、未(龚未生)逖(朱逖先)、蓬(朱蓬仙)、兼(沈兼士)卓(张卓身)。据周兴陆的《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一文介绍,这两份记录稿,原有的封面题“朱逷先撰《文心雕龙札记》”(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引用书名简称中,就称“朱逷先等笔记”)。朱逷先就是朱希祖(1879——1944),浙江海盐长木桥(今富亭乡)上水村人,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章太炎得意弟子,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等校教授。为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然而,记录稿的内页第一页封面题目是:钱东涔记《文心雕龙札记》藁本。
这个资料现藏上海图书馆,多亏黄霖和周兴陆先生发现,并公之于世,为现代“龙学”的产生和创立,找到了来龙去脉,也可以订正一些学者在谈到黄侃“龙学”渊源时,在时间上的一些推测之误。这个记录稿是章太炎先生哪一年的讲课记录呢?
根据记载,章太炎的讲学活动有十几次,但是“兴师动众”的主要有四次:第一次在日本讲学,时间是1908年至1911年,地点是在东京一所叫大成中学的一间教室里,同时又为鲁迅、周作人等开一小班,地点是在《民报》内章太炎住所里;第二次是从日本回国后,1913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期间,“以讲学自娱”,地点在北京化石桥共和党本部;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系列演讲。第四次,1933至1936年,章太炎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盛况空前,学生达五百余人。在国内的讲课活动,当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份《文心雕龙》授课记录稿无关。因为据周兴陆研究,这份记录稿用的稿纸上有制造厂家标记,即“松屋制”,周兴陆请教日本学者得知,这“松屋”是日本一家专门制造稿纸的店(厂)家名字。另一个证据就是听讲者朱蓬仙于1919年在北京逝世,龚未生也于1922年去世了。龚未生,名宝铨,字士衡,号未生,亦作“味生”,系章太炎的长女婿。这就是说,1922年后开设的讲习班,与这份《文心雕龙》记录稿无关。
关于在章太炎寓所开设的小班,据许寿裳在《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一文记载:
民元前四年(即1908年),我始偕朱蓬先(宗莱)、龚未生(宝铨)、朱逖先(希祖),钱中季(夏,今更名玄同,名号一致),周豫才(树人),启明(作人)昆仲,钱均夫(家治),前往受业。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 。(2)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也是这么著录的,并交代:“前四人是从大成(中学)来听讲的。”这件事周作人在《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记载。章太炎在寓所开设的小班,主要是浙江籍的学生多,黄侃是湖北籍(先世是浙江籍)。
那么,章太炎在日本讲《文心雕龙》的时间是哪一年呢?周勋初先生在《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一文说:
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季刚先生考入湖北崇文普通学堂学习。……季刚先生乃与同学及朋辈密谋覆清。两湖总督张之洞觉察,而张氏与季刚先生之父云鹄先生乃旧交,至是遂资送季刚先生赴日留学。其时章太炎因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而在日本避难,主持《民报》笔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季刚先生向《民报》投稿,开始追随章氏。宣统二年(1910),章氏在东京聚徒讲学,季刚先生正式投入其门下 。(3)
周勋初先生把章太炎在东京讲学的年份,与亲自听讲者的著录后延了两年,可以说不靠谱,更谈不上具体讲授《文心雕龙》的时间了。而童岭在《上海图书馆藏〈章太炎先生文心雕龙讲录两种〉简述》一文说:
综合我现有材料,似可断定此稿当为太炎先生1908年以后在日本的讲演笔录。但仍有不可解处,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朱希祖日记》“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所载,太炎先生的讲演有《说文》、《新方言》、《庄子》、《楚辞》、《尔雅》等,其中似乎并无《文心雕龙》一书。对此我只有存疑以俟时贤指教了 。(4)
董婧宸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史料新考》一文,也谈到这两份《文心雕龙》听课记录稿。董婧宸说:
据《钱玄同日记》,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每周四上午,章氏在寓所讲授《文心雕龙》。与此同时,2月20日至3月27日,每周三、六下午,章太炎在寓所讲授《汉书》。这两门课程也是交叉进行 。(5)
董婧宸的这个说法是笼统的概述了《钱玄同日记》对这段时间的记事,而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的《黄侃年谱》1909年条3月18日下说:
……《钱玄同日记》载:“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八。在炎师处午飡,傍晚时归。与季刚同行,……季刚有阮胡子《燕子笺》一部,借来于枕上看,一夜看完。”并注明引自《钱玄同日记》,第678页 (6)。
这3月“18日……《钱玄同日记》载:‘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八。”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文心雕龙》讲课记录稿著录的时间和内容进度表完全一致,可见,章太炎是严格按照计划讲学。并从日记得知黄侃也在听讲之列。
至此,钱玄同日记资料证明,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寓所讲授《文心雕龙》的时间是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虽然记录稿不全,仅有十八篇,从内容和进度表看,其内容目标是《文心雕龙》五十篇。但是董婧宸这个研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1、这个记录稿只是记录到第十八篇,其后的三十二篇没有记录稿和整理稿,全书是否授课完毕?2、这两份记录稿是随堂记录还是日后整理稿?3、第一份毛笔记录稿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官网首页背面的“蓝本五人:钱东潜、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张卓身”是什么意思?4、第二份记录稿即钢笔记录稿是单线竖排稿纸(第一份记录稿是双线竖排稿纸),最后一页是毛笔写的,而且是方框竖排稿纸(如同现在的学生作文稿纸),分为上中下三栏,上栏是内容进度,中栏是讲授的时间进度表,这个时间表是指的阳历还是阴历?5、最后一栏是与内页符号对应的“潜未逖蓬兼卓”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大都在《钱玄同日记》里。我们将《钱玄同日记》里,关于他们在日本东京章太炎寓所内听课的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的日记有关听讲《文心雕龙》的著录部分录出如下:
1、3月11日(二月二十日)晴,今日讲《文心雕龙》八篇,讲毕即归。
2、3月18日(二月二十七日)晴,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八)。在炎处午餐。傍晚时归。与季刚同行,彼走得甚快,余追不上,不知其去向。晚间叔美未来。季刚有阮胡子《燕子笺》一部,借来于枕上看,一夜看完。
3、3月22日(闰二月朔日),晴,天气温和。下午借取逖先、未生、卓身、兼士及余自己五本《文心雕龙》札记,草录一通。
4、3月25日(又二月四日),晴。《文心雕龙》今日讲至二十九篇。
5、4月7日(闰二月十七日)晴,大风。天甚热……午后札《文心雕龙》稿二纸。
6、4月8日(闰二月十八日),晴。上午去上《文心雕龙》课,今日恰好讲完了。
根据从《钱玄同日记》录出的这些资料可知,上海图书馆藏第一份《文心雕龙》听课笔记当就是这第三条资料即3月22日说的:“下午借取逖先、未生、卓身、兼士、及余自己五本《文心雕龙》札记,草录一通”的“稿本”。这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官网首页背面的“蓝本五人”正是1909年3月22日,借取五人笔记整理成“稿本”的人名,这就是钱玄同“草录一通”的成果。可以断定,这个笔记是钱玄同汇合了以上五人笔记的整理稿。这3月22日之前,太炎先生也正是把《文心雕龙》讲至第十八篇。这第二份记录稿,也应该是根据六人笔记的整理稿。这是一份尚未整理完成的稿本,其题目“文心雕龙”四个字字体为隶书,内容笔势为简帛味很浓的行楷字体,系钢笔书写。我查阅了《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书前收录的钱玄同多种笔记书影和网上公布的钱玄同书法作品,与之相比较,虽然仍然不敢说一定是钱玄同笔迹,却倾向于钱玄同。但是,最后一页的毛笔草稿,应该断定是钱玄同的笔迹无疑。这一页的下栏对应的六人,是指整理稿中录用了他们的记录,其中右侧“共六人”下有符号说明:◎,为“上者”;△为“未上者”。我们可以说,在这六人的笔记中龚未生是五次讲课全到场,且均有笔记,但是,符号中表明,前两次记录稿清楚,后三次潦草。朱逷先五次听课均有记录,朱蓬仙前三次讲课,没有去听,或者说,听课了,没有做笔记;沈兼士后三次没有到场听课,或者到场,没有笔记;张卓身只是有3月18日的笔记,其他四次,没有去听课,或者听课了,没有笔记,而钱玄同自己在四月初一这天画的符号是△,为“未上者”。这就是说,章太炎对《文心雕龙》讲了五次课,钱玄同只缺四月初一这一天,查《钱玄同日记》,四月初一没有出现去听课的记录,只记录了这一天传说闹地震,其他四次《文心雕龙》授课,钱玄同在日记中,均有记录。第二份记录稿,我们之所以说他是整理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据许寿裳说:报馆章氏寓所讲堂是“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这种条件,没法把笔记做得太正规,坐久了需要动一动,这就是鲁迅为什么给钱玄同起了个绰号“爬来爬去”的原因。许寿裳说:听课“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这句话在这个第二份最后一页的下栏符号中朱逖先一天也不缺席,也是证明。再说,根据《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可以证明,这些听课者,并非只有一套笔记。从《钱玄同日记》中,可以看出钱玄同有搜集他人笔记,做综合整理的习惯。仅《文心雕龙》,《钱玄同日记》就记录他两次综合整理。因此上海图书馆藏两份《文心雕龙札记》,第一份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官网首页冠名“文心雕龙札记 钱玄同记”,与末尾一页毛笔草稿,应该看成是首尾一致的。由此也可以看成是钱玄同整理章太炎讲《文心雕龙札记》两种,或者说两套。关于讲课时间是阴历还是阳历问题,我在翻阅《钱玄同日记》之前,按照我们老家习惯把阴历的上旬,称之为“初几”,称呼阳历不说“初几”直接称“1号、2号……10号”,《钱玄同日记》证明,这个时间表用的是阳历,其“初几”之谓,用的是民间习惯。
至此,可以初步结论,上海图书馆藏章太炎《文心雕龙札记》,是1909年章太炎在东京《明报》馆内的寓所讲授《文心雕龙》时,钱玄同搜集了其他听课记录综合整理稿。具体时间用的是公历。我们学术界普遍认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产生,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记,我们又从《钱玄同日记》看到黄侃是1909年3月1日从中国返回达日本,3月3日来到章太炎处,并参加了章太炎在报馆寓所的听课(7)。这就是说,章太炎在日本向中国留学生播下的有关《文心雕龙》的种子,首先在北京大学黄侃那里生根、发芽、结果。
(三)章太炎讲义稿《文心雕龙札记》中表现出来的主要观点
1、文学观
讲《文心雕龙》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和“文学”。我们看到章太炎《文心雕龙札记》整理稿的第一种,有一个开场白,讲了什么是文,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周兴陆先生在《章太炎讲〈文心雕龙〉辨释》一文,已经做了阐述。周先生的“辨释”文章,认为章太炎的文学观念是“泛文学观”,或者说是“杂文学观”。主张“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之文,犹一字曰书,全部之书亦曰书。”这不仅表现在章太炎讲《文心雕龙》的开场白,也表现在他在以前讲的《文学总略》中。在《文学总略》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章太炎不仅文学观,即是文体论也深受《文心雕龙》的影响。不仅批评桐城派,也批评了萧统《文选》的言行不一。
章太炎的这段开场白是怎么引起的呢?据许寿裳说,是鲁迅回答章太炎什么是文学的课堂提问时阐述的,许寿裳说:
鲁迅听讲很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有分别的,《江赋》和《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犹爱真理”的态度。 (8)
针对鲁迅的课堂答题,也结合桐城派和萧统《文选》关于“文”的观点,章太炎认为:
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之文,犹一字曰书,全部之书亦曰书。
《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谐、隐,皆称谓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 。(9)
“夫玄黄色杂”至“此盖道之文也”,据此数语,则并无文字者,亦得称“文”矣 (10)。彦和以史传列诸文,是也。昭明以为非文,误矣 。(11)
章太炎的观点,说明不仅文字属于“文”,自然界的景色,也属于文。章氏的话,既讲解了《文心雕龙》的观点,也批评了桐城派和萧统《文选》的狭义性,更是对纪晓岚《文心雕龙·书记》篇眉批的回击。可见学问贵在自得,不可跟在名人屁股后面做应声虫,这一点比起后来的一些“龙学”家高明的多。
2、校勘:
章太炎讲《文心雕龙札记》中,做的校勘不多,只有了了数处。我们仅举一处太炎用理校法做出的成果。校勘之法,向有理校法,在没有版本作根据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功力。章太炎对于《文心雕龙·原道》篇说:“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两句,就利用理校法做了校勘。章太炎说:“‘文’‘章’二字当互调,当云:‘形立则文成矣,声发则章生矣’。乐竟为一章。”这一“文”“章”互调的主张,是没有版本作根据的。章太炎的根据就是“乐竟为一章。”《说文解字》卷三,音部“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章太炎是《说文》大家,他根据《说文》“乐竟为一章”,做出前无古人的校勘,不仅高出于他的前辈,而且后来者也没有很好的利用他这一成果,包括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和鲁迅《汉文学史纲》都曾涉及这两句,也没有提到他老师的校勘。理校法是校勘学四法中最难的一法。陈垣说:“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12)现代“龙学”诞生后,《文心雕龙》校注本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但是诸公对此多未校出,只有郭晋稀在《文心雕龙译著十八篇》和《文心雕龙注译》作了校勘,但郭晋稀用的是本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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